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重要证据
围绕耶稣言行的事件已经得到了考古学发现的证实。
我们救主出生时期的人口普查问题，已经从许多重要纸草文献得到解决。这些文献是在埃及的神圣、受到防腐处理的鳄鱼里面被发现的。它们是犹太祭司的作品，写于新约时代期间和前后。
挖掘者Granfell和Hunt报道说，他们的证据表明这是第一次人口普查（人头税—报名上册），发生在居里纽生活的时期（另一个碑铭显示居里扭在叙利亚两次—一次在内乱时 作为军事领袖，后来作叙利亚的巡抚） 。巴勒斯坦的人口普查可能因内乱而延迟。
这些纸草的发现能使我们更加明白我们主使用的词语。确实他在地上时说的是当时的语言（马可福音十二：37）。
该撒利亚发现的碑铭使我们对彼拉多的认识增多。John Rylands 纸草（主后125年）记录了耶稣在彼拉多面前受审的一部分，其中一段被记录在约翰福音十八章31-33，37-38节。
关于新约、初期教会和基督教早期的重要证据
新约作品已经被证实为准确的历史文献。
在埃及“会说话的鳄鱼”发现的纸草，已经证实了新约文献是当时的作者用“普通”人的语言写作的显著记录。保罗时代的一些日常习语也对理解保罗的作品有很大的助益。
蓝赛博士和他的后继者们在小亚细亚的发现确定了历史学家和其它新约作者的准确性。
圣经受批评者攻击最多的三部作品是摩西五经、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路加福音。透过一些可信的学者们的研究，这些作品都得到了准确而又可靠的证实。
大量的证据显示：新约文献（例如，在Rylands纸草上，一面是约翰福音十八：31-33，另一面是37-38节）和世俗罗马作者，早期教父所得到的丰富证据之间有很重要的连续性。
考古学能证实圣经吗？
虽然开凿者的挖掘揭开了过去一段与圣经有关的时期，但是仍无法确定揭开直接的圣经历史。这种发现不仅是圣经研究者期待， 也是公正的考古学家们的期待， 因为他们知道必须严肃地对待圣经记录。它们与圣经历史的联系是确定圣经历史的关键。虽然这是值得努力的， 但是目标总是无法达到。这些发现能极佳地印证神的话语。
圣经的优越性不受抨击者的影响
我们不用这样的陈述： “考古学证实圣经”。事实上， 这样就会置考古学在圣经之上。当看起来很明确的考古结果，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通常考古学会支持特别的圣经记录。有些人会说， 它 “证明圣经”。但这种陈述应该有所保留， 因为考古学是圣经的证据而不是它的主要的根基。
圣经中成千上万的事实是不能证明的，因为证据已经遗失很久了。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 对圣经的印证是可能被发现的， 因为在所有文学作品中，只有圣经是经得起详细查验的。它可以经受任何抨击的优越性使学术界震惊。 看起来”否认”圣经的人是明显地毁谤。
圣经从创世记到启示录一再得到证实。创世记第一章到十一章的重要性一被认可。列祖的背景也有证据支持。摩西的著作确实可以追溯到他所处的时代。约书亚领导以色列人攻占迦南也有见证人的记录。
大卫的诗篇很明显是他所处时代的产物。有关所罗门的记录也不再被看成是 “传说”。信靠神的所罗门是一位文学巨匠、商业巨头和有能力的君王。他坐王期间是神赐给了以色列人 “黄金时代”。
通过一百五十年后一个个宫殿的出土，看到亚述时期的事件证实圣经记录的可靠性。这种挖掘也不断增加了我们对旧约诸王、先知、人民和事件的理解。
巴比伦之囚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居鲁士谕令清楚地显示， 被掳之民回到故土按照自己的信仰敬拜。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准确地反映了被掳后时期的情景。
同样地，新约文献一致地显示了见证人真实的记录：对诸王、统治者和官员无误地命名；虽是不经意却异常准确地使用了官衔；对地理疆界的突出；也略微谈到了习俗。
“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 （诗篇八十五：11）的确是真实的。
与圣经记录相关的考古学
我们对圣经基本教义的理解永远不能因考古学的发现而改变。不过， 我们必须承认， 有时候再次查考圣经实际说了什么是有必要的。
我们已经看到，因为在粘土、纸草和石头上的记录，所以我们对以色列周边国家官员的官衔和许多词语有了更多的理解。
旧约是一本古代的书卷，而不是一本现代的记录。它的体裁是东方的， 而不是西方的。有时， 对它的解释 （基于上下文） 必须根据古时犹太人象征和寓意的方法， 而不是按照我们现代唯物主义时代 “科学上的准确性。”
有时，圣经使用 “现象的语言” – 当它指太阳升起的时候。从科学角度来看， 地球是 “升起的”事物。不过， 虽然圣经不是一本科学教科书， 但当它论及科学的时候却惊人地准确。
这种新的考古科学越联系圣经的记录，就越确信圣经是一本独特的记录。它在许多方面都超越以色列周边国家人民所留下来的其它著作。
我们没有说： “考古学证实了圣经”。我们不建议这样说。即使那些介绍圣经考古学演讲者的人经常这样的认为，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如果考古学能够证实圣经， 那么考古学就会超越圣经， 但事实并非如此。圣经有全能神的权柄。它是他的话语，他超越任何别的事物。
然而，考古学对恢复人们了解圣经是神启示话语的信心是大有助益的。它使我们更加清楚了先前晦涩难懂的经文，同时也在多方面帮助我们了解先前一代的人似乎不可能明白的习俗、文化和背景。考古学对我们今日了解圣经密切相关。
考古学对研究圣经者的价值
考古学使许多学者更加严肃地对待圣经。它与以色列及其周边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它的陈述所暗含的准确性经常使研究者大吃一惊。
如果，考古学所显示的证据是符合圣经作者们生活的情况，信息所针对的背景，那么他们令人惊异的预言信息显然也是真实的 – 预言是在事件发生之前很久写成的。考古学对研究圣经的人所带来的巨大价值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考古学印证了圣经，它常常显明圣经中提到的人物和事件都是准确的。
以赛亚书二十章1节中名叫撒珥根的王是一个例子。曾经有批评者否认这位王的存在。可是他的宫殿在Khorsabad被发现，其中所描述的正是以赛亚提到的战役。另一个例证是亚述王西拿基立的死亡。他的死记录在以赛亚书三十七章和西拿基立儿子以撒哈顿（以赛亚说他会继承西拿基立）的编年史上。
考古学给圣经记录带来地方性的色彩，暗示它们的背景是真确的。
考古学显示的律例和习俗以及神祗和宗教都是与圣经中提到的时期和地点有关的。拉结偷自己父亲泥土造的神祗说明了对习俗的准确理解：（创世 记三一：14）。她知道神像（泥塑的神祗）是与土地所有权有关。这是当时的习俗。
考古学提供了附加的事实。
考古学事实帮助研究圣经的学生更好地理解时代和环境。圣经作者告诉我们亚述王西拿基立和以撒哈顿等王的名字。我们现在从他们的地方和图书馆发现了更多关于这些统治者的记录。
考古学已经证实了圣经翻译的巨大价值。
我们从其它经文中常常会被某些词语和短语意义的光照。列王纪下十八章第17节准确地使用了亚述军队的三个官衔。这些词语是他珥探（总司令）﹑rabshakeh（王太子）和rabsaris（太监总管）。当1611年英王钦定本圣经翻译完成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些词语的意义。
只有当亚述宫殿被人挖掘出来之时，我们才明白它们的意义。这些称谓在旧约的准确使用是另一个强烈论据。人们若与自己的敌人没有某种形式的联系，就不会知道他们的官衔。
考古学已经证实了许多圣经预言的准确性。
以赛亚书中对尼尼微、巴比伦和推罗的预言是典型的例子。以赛亚和其他先知准确地指向了将来的弥赛亚，而且关于耶稣的预言也应验了。这个属灵的应用的确是圣经考古学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提醒我们“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彼得后书一：21）。
考古学充分显示了”圣经完全是正确的”。创造、伊甸园、洪水、长寿的人和众民分散的早期记录不是传奇而已。其它记录同一事件的碑文已被发现，可是它们常常被人扭曲和破坏。
圣经记录不仅是极其优越的，而且也是相当可靠的。那些早期的圣经记录不能再被当作奥秘或神话传说看待。
“耶和华啊！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诗一百一十九：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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