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是欧洲的天主教修会之一，该会传教士在明清时期来华布道，1688年成立法国北京传教团，其中不乏科学家，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加强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耶稣会的传教士们，有许多人都是著名的汉学家、科学家，他们在向中国百姓、官员直至皇帝介绍宗教与科学的同时也向西方介绍和宣传了中国的文化，增进了两种文化的相互了解，同时也使中国的统治者与欧洲的统治者有了接触。如清朝的康熙皇帝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交往等。由于耶稣会在中西文化交流和传播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使其成员得到了朝廷和皇帝的信任。在这些皇帝身边始终有很多传教士为皇帝效力。他们用自己特殊的地位，用自己掌握的科学、文化、艺术等技能为皇帝服务。作为回馈，皇帝也使耶稣会在北京有了数座规模宏大的天主教堂，使传教工作得以顺利发展，为了使耶稣会士们有一个死后的安息之所，还先后在车公庄栅栏和海淀正福寺建立了传教士墓地。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意大利人利玛窦（字西泰，atthieu Ricci，1552-1610）入京，万历皇帝准其留居北京。1605年，利玛窦在宣武门住处建“礼拜堂”。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利玛窦病逝北京后，曾由皇帝赐地建墓，在“阜城门外二里马尾沟腾公栅栏外”。腾公司栅栏俗称“太监坟”，自17世纪末，又被人称为“荷兰墓地”，以与正福寺附近的救世堂法国耶稣会士公墓——“法国墓地”相区分。法国耶稣会的34座传教士墓碑原立于海淀区正福寺耶稣会士墓地（也叫法国人墓地），那儿曾是北京最早的两处外国传教士墓地之一。正福寺墓地又称为法国传教士墓地，此墓地先后数次被毁。该墓地在1838年遭到仇教者的冲击，1863年重修，1900年被义和团毁坏，后再修，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再遭破坏，使正福寺墓地不复存在（墓地今存东西院墙和一尊刻有“天主堂”的界石）；上世纪九十年代，该墓地的一批墓碑在月坛北街的防空洞内被发现，当时被当做建筑材料使用。之后这些墓碑就被保存于北京五塔寺，也就是现在的石刻艺术博物馆。北京石刻博物馆将残存的40通碑收于馆内，并开辟了耶稣会士碑陈列展区，以供后人了解这段中西文化交往的历史，见证中西两种文化交流的艰难过程。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现展出传教士墓碑36通，从清初来华的张诚、白晋一直到清朝末年的罗亚历山（张诚、白晋、蒋友仁、巴德尼(王致诚)等），这些墓碑记录了清朝中西文化交流与文化冲突的历史。
耶稣会传教士的墓碑中，形制最多的是螭首碑。这36通碑，以1774年的蒋友仁为界限，1774年以前除巴德尼(王致诚)外，15通碑均为螭首，而1774年以后，自韩国英开始却呈现出不同的碑首样式，再无一通螭首碑。这里有两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为什么巴德尼不是螭首碑；第二，为何1774年以后的传教士墓碑再无团龙螭首式样。
其中有个叫蒋友仁（1715-1774）的法国传教士，他是个技术人才，精通天文地理，乾隆时期供职于钦天监，编制过亚洲地图，以及一副比较完整的世界地图坤舆全图。
团龙螭首碑，为何在蒋友仁死后便嘎然而止了呢？回答这个问题要从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方针说起。耶稣会从利玛窦开始就制订了将天主教教义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相融合的方针，这一方针得到了极大的成功，但是这一中西文化相互融合的政策并没有得到教皇的理解和支持，相反，却引来了各方面的反对、仇视甚至于对耶稣会士的迫害，这就是传教史上著名的“礼仪之争”。教皇英诺森十世，于1645年颁降通谕，抨击了中国的祭祖习俗①。本笃十四世在1742年的教皇通谕中最终判决全盘批判中国礼仪，要求所有传教士发誓永远忠于他。这种公开的反对，揭开了放逐耶稣会士和解散耶稣会的序幕②。从1759年起，耶稣会士们被从欧洲的天主教王国中驱逐了出来。克莱芒十四世于1773年解散了耶稣会③。
蒋友仁是一位虔诚的传教士，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地理学等方面却颇有造诣，颇得乾隆皇帝的赏识。他设计并监造了圆明园中的喷泉，介绍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制作了铜版《乾隆十三排地图》等，向西方介绍了中国文化。这些为皇帝效劳的成绩并没有使其传教事业受益，而当他为皇帝做出成绩的时候，耶稣会却正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当1773年教皇解散耶稣会的消息传来，蒋友仁心情抑郁，精神崩溃，终于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猝然中风，于10月23日去世，终年59岁④。内务府按规制为他刻制了螭首方趺的墓碑。
中国礼仪之争以中国耶稣会的失败而告终，这是一次中西文化的大冲撞。
耶稣会被解散后，法国国王和中国皇帝出于不同原因都关心维持原状，因此在耶稣会之后，其传教士仍受到皇帝的留用，如韩国英、汪达洪、钱德明等，他们仍然在皇帝身边，为皇帝服务，受到皇帝的赏识。如汪达洪墓碑的碑阴记载：“奉旨遣御医诊视，赐帑银二百两安葬。”但是他们由于没有了耶稣会士的身份，因此他们的墓碑碑首都没有使用螭首碑，其碑首均是海水江崖和祥云图案。
钱德明是最后一位在华的著名耶稣会传教士。他的死标志着耶稣会在中国事业从辉煌走向衰退，传教士的活动从宫廷走向民间。如果说前期的耶稣会士的螭首碑和二龙戏珠(或祥云)碑座表现了一种中国宫廷文化和皇家威仪，那么后期的碑首与碑座的吉祥图案纹饰，就显出一种从宫廷走向民间文化的特征。又因礼仪之争后，随着耶稣会解散和最后一批在华耶稣会士的亡故，天主教用科学为先导的传教政策不复存在，而皇宫最主要的是利用传教士所掌握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些人的消亡使天主教失去了宫廷这一块最重要的阵地，只好向民间发展，从其碑首，特别是碑座的图案纹饰中就可以清楚的印证这一点。
在北京城西，在北京行政学院校园一个安静的角落，这里曾经是被称作“栅栏”的西方传教士墓地，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地方。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这里是曾经在宫廷中服务的西方传教士的墓地。他们以天文学家、数学家、地理学家、画家、音乐家和医生等身份为朝廷工作过。他们是令人尊敬的学者，架设起了始自17世纪的连接东西符合的桥梁。最初，“栅栏”作为一处墓地是晚明和清初时期万历皇帝和顺治皇帝送给利玛窦和汤若望的礼物。陆续去世的外国传教士邓玉函、罗雅谷等就安葬在利玛窦墓前。从那以来，它经历了大约400年间的风风雨雨，而今成为北京市的一处文物，共保存着63尊墓碑，其中有来自意大利、德国、法国、葡萄牙、瑞士、奥地利、捷克的等国的传教士的墓碑计49尊。这里是明清以来中西两种不同文化和谐地交融的历史见证。
安葬晚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年）的滕公栅栏墓地，与传信部墓地、正福寺墓地，并称北京天主教三大传教士墓地。改革开放初期，滕公栅栏墓地得以恢复，重新树立起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3位明清天主教传教士的墓碑。后来，滕公栅栏墓地进一步扩建，在原址开辟新的墓园。现今滕公栅栏墓地分东西二院，西院为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3人墓地；其他明清以来天主教重要神职人员墓碑安置在东院，并将原马尾沟教堂石门移至滕公栅栏墓地甬道之前。北京地区天主教传教士墓碑上，十字架之外最醒目的便是中国传统蟠龙纹饰，“二龙戏珠”“海水江崖祥云”图案随处可见，满、汉、拉丁文字同刻于一碑之上，遒劲有力、银钩铁划的中国书法与刚劲划一的拉丁文相互衬托，具有中西文化合璧的形式美感。但是因为墓地在北京行政学院内，一般人是进不去的。
传教士墓地中，埋葬着三位来自捷克的传教士，他们分别是严嘉乐（1678-1735，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和音乐家）、艾启蒙（1707-1785，画家）和鲁仲贤（1708-1759，医生、音乐家）。他们都在大清王朝的宫廷中服务，严嘉乐曾绘制了第一幅比较精确的北京城地图；艾启蒙70大寿时，乾隆皇帝特书“海国耆龄”匾额为其祝寿。
1900年栅栏墓地及其所属建筑在义和团运动中被平毁。随后，八国联军和清政府订了《辛丑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中国政府花白银一万两，重建了墓地。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六人的墓碑被重新竖立起来，其他70多尊墓碑则被嵌入了新建的马尾沟教堂的外墙里。在墓地周围又建起了孤儿院、医院和教会学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栅栏墓地及其所属产业转交给中国天主教爱国会。1954年，中共北京市委决定在这里创建北京市委党校，同时决定将原传教士墓地的800多个坟墓移至海淀区的西北旺。同时，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突出贡献的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三人的墓碑仍在原地保留。
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学生进入校园，要平毁利玛窦等人的墓地。在无法阻挡的情况下，党校一工作人员“建议”将墓碑放倒深埋。这一“建议”得到学生们的赞同。这样墓地虽然被平毁了，但是利玛窦等人的三尊墓碑则被保护了下来。1974年，马尾沟教堂也被拆毁。原来嵌在外墙里的几十尊墓碑散落在校园里。
1979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当时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批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恢复利玛窦墓地的报告。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人的墓碑又在原地按原样重新树立起来。1984年，其他散落在校园内的60尊墓碑因而被集中树立在利玛窦墓地旁的小院内。现存63尊墓碑的“利玛窦及明清以来来华传教士墓地”现已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墓地现存的西方传教士墓碑碑主名录：
意大利人（11人）：
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 罗雅谷Giacomo Rho 1593-1638；
利类思 Lodovico Buglio 1606-1682； 陆 安Angelo de Burgo ?--1723；
任重道 Jacques Antoini 1701-1739； 罗怀忠Jean-Joseph de Costa 1679-1747；
利博明Ferdinad-Bonaventura Moggi 1684-1761；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
叶宗孝Eusebio a Cittadella ?-- 1785； 哆罗Giuseppe Francisco della Torre ?--1785；
伊克肋森Crescenzio Cavalli ?--1791。
德国人（6人）
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9；庞嘉宾Gaspard Castner 1665-1709；
纪理安Bernard-Kilian Stumpf 1655-1720；戴进贤Ignaz Kogler 1680-1746；
魏继晋Florian Bahr 1706-1771； 鲍友管Antoine Gogeisl 1701-1771；
法国人（9人）
翟敬臣Charles Dolze 1663--1701； 南光国Louis Pernon 1663--1702；
樊继训Pierre Frapperie 1664-1703； 习圣学Jean-Charles de Broissia 1660-1704；
山遥瞻Guillaume Bonjour Fabre ?--1714； 罗德先Bernard Rhodes ?--1715；
陆伯嘉Jacques Brocard 1661--1718； 杜德美Pierre Jartoux 1668-1721；
汤尚贤Pierre Vincent de Tartre 1669-1723。
葡萄牙人（14人）
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ns 1609-1677； 郭天爵Francisco Simois 1650--1694；
麦大成Jean Francisco Cavdoso 1676-1723；麦有年Paulo de Mesquita 1696-1729；
张安多Antoin de Magalhaens 1677--1735；苏 霖Joseph Suarez 1656--1736；
吴直方Barthelemy de Azevedo 1718-1745；高嘉乐Charles de Rezende 1664-1746；
罗启明Emmanuel de Mottos 1725-1764； 傅作霖Felix da Rocha 1713-1781；
林德瑶Jean de Sexas 1710-1785； 高慎思Joseph dEspinha 1722-1788；
张伊纳爵Inacio Frrancisco ?--1792； 福文高Dominic Joachim Ferreyra ?--1824。
比利时人（2人）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9； 安多Antoine Thomas 1644-1709。
捷克人（3人）
严嘉乐Charles Slaviczek 1678-1735； 鲁仲贤Jean Walter 1708-1759；
艾启蒙Ignaz Sichelbarth 1708-1780。
瑞士人（2人）
邓玉函Jean Terrenz 1576-- 1630； 林济各Francisco -Louis Stadlin 1658-1740。
斯洛文尼亚人（1人）：
刘松龄Augustin von Hallerstein 1703-1774。
奥地利人（1人）：
费隐Xavier-Ehrenbert Fridelli 1673-1743。
19世纪下半期，因为不平等条约，中国不得不开放，欧美各国的各大宗派都以差会的名义派传教士来华传教。至1860年，在福建、广东、江浙以及华中江西、华北山东等地都有了基督教。传教士大约100多人，教徒2000人。到19世纪末，传教士增至约1500人，教徒增至8万人。其中英国势力占主导地位，它的传教士占了50%,美国的传教士占了40%。到解放前夕，新教教徒70万人左右，教派70余个，大体分属于121个外国差会，其中美国的差会占一半。1900年前教会学校有1100余所，主要是小学，中学占10%,很少有教会大学。1900年后教会学校，特别是大学急剧发展。1901年—1918年传教士在中国办起了14所大学，即：东吴大学(1900年)、上海圣约翰大学(1905年)、杭州之江大学(1910年)、成都华西协和大学(1910年)、南京金陵大学(1911年)、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14年)、长沙湘雅医学专科学校(1914年)、广州岭南大学(1916年)、北京燕京大学(1916年)等。据30年代统计，教会中学有231所，小学有6812所，在校学生达30多万人。此外，还有育婴堂、孤儿院、聋哑学校、婢女学校、妇搞救济会等。
基督新教传入北京，始于1861年伦敦会的医疗传教士雒魏林。数年之内，英国圣公会、美北长老会、公理会和美以美会等英美差会均在北京得以立足[3]。北京的基督新教在1900年的庚子事变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在20世纪初经历了较大的发展，成为英美教堂和传教士集中的城市之一，兴办了燕京大学等众多的教育、医疗设施；同时，北京也成为新兴的华人自立教会（例如史家胡同基督徒会堂）的重要基地。
中国基督教新教在北京的发展最早开始于19世纪中叶的清朝后期。在经历了19世纪的初创阶段之后，来自英美的传教士在北京得以立足。到20世纪初，基督教（新教）在北京经历了较大的发展，城内共建立了60多座教堂，北京一方面成为西方教会集中的城市之一，大批传教士集中在此，并且兴办了众多的教育、医疗等辅助设施；另一方面，北京也成为华人自立教会的重要基地。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之后，西方传教士取得在内地传教的权利。19世纪进入北京传教的主要是以下5个英美差会：
- 伦敦会:1861年，根据《北京条约》的规定，英国在北京设立公使馆。伦敦会传教士雒魏林以使馆医官的名义同时进入北京，他是第一个新教进入北京的宣教士。他为了接触中国人，在英国使馆旁边设立了一个诊所。1863年，伦敦会又派遣传教士杜德珍到北京协助雒魏林工作。杜德珍将诊所迁到西城缸瓦市一处租来的房屋中，成立了医院。以治病为名来传教，后来演变为伦敦会的缸瓦市教堂，一直保留至今。伦敦会派艾约瑟来到北京。伦敦会在北京还建立了米市大街教堂、东柳树井堂和东直门外关厢福音堂[1]，其中东单牌楼北面（今外交部街西口外）的米市大街教堂又名双旗竿教堂，是伦敦会的华北总部。
- 英国圣公会:1862年，英国圣公会（安立甘会）传教士包约翰也以英国使馆牧师的身份来到北京，他在西城石驸马桥绒线胡同租用民房设立教会，开办了一所小学，1874年他升任华南主教后。从1874年到1890年英国圣公会主教在北京建立神学院，加强对中国布道人员的培训。而在烟台的传教士史嘉乐（Charles Percy Scott）升任为华北教区主教，北京绒线胡同的教堂就成为华北教区主教座堂。英国圣公会布道会传教士包尔腾到北京传教，任翻译并兼同文馆第一任英文教习。1865年又派寇林进入北京活动，并开始到北京附近的永清县传。美国圣公会的施若瑟等传教士也前来京城活动。
- 美北长老会:美北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 ．A．P．Martin)虽 然 在 1859年就 来 到 了北 京 ，但 是 他 的主要 任 务 是 协 助 美 国 外 交 官 约 翰 ·戴 维 斯 (JonhDavis)与清朝 政 府 办 理 交 涉 。 1863年 他 第 二次 随美 国公使 进驻 北 京 ，也 没 有 精 力 在 北 京 建 堂 传 教 。直到 1865年 ，丁韪 良才 在 东 城 的 总布 胡 同 租房 传教 ，并 开办 了 一 所 小 学 ，名 为 崇 实 馆 ，实 为长 老 会的会所 。丁韪 良 以 办 教 育 为 名 ，实 际上 是 以 传 教为 主 。这 一 会 所 就 是 后 来 的 亚 斯 立 堂 (即 崇 文 门教堂 )的 外 堂 。他是京师大学堂的首任负责人。后来他死在北京，但是英国公墓后来被毁。他曾被称为新教中的利玛窦。1876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惠志道（J．Wherry）在北京鼓楼附近建立了鸦儿胡同教堂。后来，长老会主要在北京北城新建教堂，中心教堂设在安定门内交道口二条。
- 公理会:1864年，美国公理会的传教士白汉理（柏亨利，Henry Blodget）进入北京，他在灯市口油房胡同和东四五条西口外建立了2座教堂，并在郊县建立了十几个支堂。灯市口教堂则成为公理会的华北总部，附近开设了著名的育英中学、贝满女中。公理会在华北部于1864年创立于北京，经过十多年的经营已初具规模。1880年5月美国公理会在华传教士北京举行年会，决定扩大活动范围，增辟张家口和山东庞庄为该会的新的活动基地。时决调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梅子明来北京，加强北京总部的力量。
- 美以美会:1870年 由美 以美会 (卫 理公 会 在 美 国分 裂 为 美 以美 会 、美 普会 和 监 理 会 ，后 三 派 合 并 ，在 中 国 被 译 为 卫 理 公会 )拨 款 ，他们 在 崇 文 门 内 孝顺 胡 同购 置 房产 建 立了北 京第 一 所 卫 理 公 会 的 亚 斯 立 堂 (即崇 文 门教堂)。卫理 公会 北京教 区和管理华 北地 区的北京的美 以美会 华北 年议 会 的 会址 就 设 在 这 里 。该 会与其 它教 派 不 同 ，年 议 会 (布 道 会 )组 织 中只 有 男教牧 人员 ，女 传道 由另 设 的 女 部 负 责 。美 国美 以美 会 在北 京 的女 传 教 士 还 成 立 了 女 年 议 会 。 为 了传 教他 们 开办 学 校 和医 院 。
1870年，美国美以美会（1941年与监理会、美普会合并后称为卫理公会）传教士卫维廉、刘海澜、达吉瑞和李安德在北京崇文门内孝顺胡同建立了该会在北京的第一所教堂亚斯立堂（Asbury Church，又名崇文门教堂）。教堂最初建成时，外观和现在一样，只是规模比较小，仅能容纳四五百人聚会。随着教会信徒人数的不断增加，1880年卫理公会（美以美会）在原址重建教堂，1882年新堂落成。1900年夏，在义和团事变中，亚斯立堂被大火焚毁。1902年，清政府拨款重建亚斯立堂，于1904年春建成。文化大革命期间，教堂内各种设备破损十分严重，面目全非。1982年春，北京市政府贯彻落实宗教政策，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进行大规模整修，亚斯立堂正式更名为北京基督教会崇文门堂。2001年8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拨款人民币480万元，重新修缮了礼拜堂及其附属房屋。礼拜堂玻璃更换为教会传统的彩绘玻璃，椅子更换为礼拜专用的长条木椅，附属房也进行了翻建。
1863年英国国外福音布道会也派来传教士司悌悌和梅琦。美国传教士丁题良、英国浸礼会的李提摩太、美国长老会的李佳白都曾长期在北京活动，办报著书、兴学校、开医院，对中国政治、文化有着直接的影响。新教在北京建的教堂计有：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于1869年创建的亚斯理教堂，英国在西城建的基督教中华圣公会教堂，和由一美国美以美会等四个差会联合筹建于1921年的珠市口教堂。
20世纪初叶，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建立民国及军阀混战等一系列大的事件，社会剧烈动荡。基督教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的变革，相应地改变了传教的方针和方法，传教运动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主要表现为外国教会拨款和利用清政府的巨额赔款，兴办学校、医院和其他文化慈善机构，以推动传教工作。因此，教会较19世纪后半叶有很大的发展。据1928年统计，北京地区有天主教、基督教的信徒共11094人，占全市居民总数的0.83%。其后又逐年上升，到1935年，全市教徒共15690人，占人口总数的1.1%。到1949年，北京有天主教堂65所，基督教堂72所。进入20世纪后，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也加快了发展速度。北京的西方传教士还兴办了众多的教育、医疗等辅助设施。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司徒雷登任校长的燕京大学。道济来北京建立了医院。
1931年，在中国的500家医院中，有235家由基督新教宣教士所管理，有10家由天主教宣教士所管理。当时接受西式医学教育的，医生中，宣教医院的占61％，护士中宣教会占32％，医学院中宣教会占50％。到1923年，在中国的宣教医院病床的数目以及教会医生的数目，都占全世界宣教会的一半左右。
宣教和医疗的一些网站：
https://sites.google.com/view/salt-and-light-aa/christianity/early-era-misionaries-have-done-in-china/deborah-matilda-douw
https://sites.google.com/view/salt-and-light-aa/christianity/early-era-misionaries-have-done-in-china/western-missionary-and-hospitals-in-china?authuser=0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967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A8%E8%8F%AF%E9%86%AB%E7%99%82%E5%AE%A3%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92%E9%AD%8F%E6%9E%97
https://www.bdcconline.net/zh-hans/stories/luo-weilin
https://bbs.wenxuecity.com/sxsj/41667.html
https://chinachristianedu.com/2019/10/20/1800-1950%ef%bc%9a%e4%b8%ad%e5%9b%bd%e7%9a%84%e5%8c%bb%e9%99%a2%e9%83%bd%e6%98%af%e4%ba%9b%e8%b0%81%e5%bb%ba%e7%ab%8b%e7%9a%84%ef%bc%9f/
德国狄博尔（Edmund Dipper 1871-1933）医生的故事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0309729078113052
https://www.sohu.com/a/316657498_691535 【道济】
http://www.obj.cc/thread-82959-1-1.html 【道济--交道口东北角】
https://xinwen.bjd.com.cn/content/s64a355d9e4b042ca9e8e98f0.html 【德国医生建立的医院】
1949年之后，新政府逐步对中国境内的各教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0年，三自运动开始，旨在使教会与其海外的母会脱离关系。在此之后，很多教堂以各种方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北京市政府或其他企事业单位的地产。北京市区的基督教（新教）大小教堂60余座，经过合并，只剩下4座：灯市口（原公理会）、珠市口（原卫理公会）、缸瓦市（原中华基督教会）、宽街（原基督徒聚会处）。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教会组织被作为“四旧”彻底解散，仅剩的少数教产都被“革命群众”以各种方式没收强占，很多教堂成为工厂、学校的厂房、教室，例如缸瓦市堂由北京市煤气公司占用。不少建筑和教堂收藏的文物受到严重破坏。灯市口原公理会教堂在这时被毁。
1980年7月13日，缸瓦市堂复堂。此后，北京开始逐渐恢复教会组织，基督徒增长迅速。一些被企事业单位占据的教产被发还教会，尚存的几座三自教堂经过整修，重新开门迎接信众。至今，北京尚在使用的基督教教堂12座，其中老城区仍为4座（缸瓦市、崇文门、珠市口、宽街），多数为规模不大的老教堂，数千名信徒只能分为多次聚集。2000年以后，在新城区新建了朝阳堂，海淀堂也已于2007年5月31日重建完成。另有20座教堂建筑被占做它用（如中华圣公会救主堂）并且在旧城改造中面临被拆除的威胁。
参考资料：
《北京基督教发展述略》
《基督教新教在北京的传播及其演进历程》
https://www.bai.gov.cn/content/index.aspx?nodeid=6&page=ContentPage&contentid=5076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A%AC%E5%9F%BA%E7%9D%A3%E6%95%99%E6%96%B0%E6%95%99
https://godoor.net/text/image/art06.ht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6%96%AF%E7%AB%8B%E5%A0%82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55626887113882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5%B0%BE%E6%B2%9F%E6%95%99%E5%A0%82
http://www.tibetology.ac.cn/2023-07/28/content_42465248.htm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4/0530/11/64044433_1124730108.shtml 【马尾沟教堂】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3/0808/06/73076222_1091611154.shtml
https://blog.sina.com.cn/s/blog_537250090100col5.html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515/08/31192218_55924868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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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k.sina.cn/article_6418604552_17e942208001003ahj.html?from=astro 【天主教四堂的老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