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提到雒魏林的故事？
1、他是有史料记载第一个到达北京的新教宣教士。和第一个来华的马礼逊宣教士同属伦敦宣道会。
2、他是漂泊宣教的代表性人物，而且对北京的宣教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3、他也是行医宣教的代表性人物。
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1811 — 1896）于1811年10月3 日出生在英国的利物浦（Liverpool），长大后曾先后在都柏林和伦敦的两家医院学医，后毕业于伦敦盖伊医院（Guy’s Hospital）；1833年取得行医资格，不久在利物浦一家诊所做外科医生。雒魏林決定去中國傳教，是受到當時從中國返回倫敦的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的影響。當時，雒魏林在倫敦參加了倫敦會為麥都思舉辦的一場佈道會，認識了麥都思夫婦，受到感召，決定赴中國傳教。1838年，伦敦传道会决定差派医疗传教士前往中国宣教，雒魏林得知这一消息后即提出申请，表达了献身宣教的意愿。获批准并经过短期筹备后，他于1838年7月31乘船离英来华，成为倫敦會的首位医疗传教士。雒魏林拥有高度的属灵生命，出生在虔诚的基督教家庭（當雒魏林決定加入倫敦會，前往中國傳教，進入神學院預備學習的時候，他父親和姐姐都給予了鼓勵和祝福），以圣经为中心的环境长大，他也会自觉的用自己的方式来实践基督教的精神。
一、初期漂泊不定之岁月
1838年11月中旬，雒魏林首先到了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次年1月到达广州，因为清政府此时仍然实行禁教政策，雒魏林在广州无法开展行医宣教工作，只好暂时师从于伦敦会聘用的中国助手朱德郎，学习中文。1839年2月底，雒魏林离开广州到澳门，加入中华医学传道会，重开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在1838年创办于澳门的医院，于同年 7月l日开始正式接收病人。但因中英关系渐趋紧张，清廷钦差大臣林则徐把所有的英国人驱逐出中国境内，雒魏林只好在8月底把医院停业，再次前往巴达维亚，师从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继续学习中文。面对事工的挫败，他这样写道“虽然从宣教的角度来看，当前所有的事工都停止了，我可以用信心的眼睛往前看，并充分相信主正在使用这些事情让中国人的属灵得益处，而且他会使用当前的混乱和搅动带来他在这个民族中国度的推进”。何等大的信心！
二、上海行医宣教之岁月
1844年1月，雒魏林关闭了在舟山的诊所，带着妻子前往上海。2月中旬，他在县城南门附近租用了一座房屋办起了医院，开始向周围居民施医送药并开始宣教。因医院地处华界，且房屋外形为中式，又专为中国百姓治病，故称为“中国医馆”（Chinese Hospital）。因拓展业务的需要，这所医院经历过多次搬迁与扩建。1862年，医馆在麦家圈（今山东中路）购进二亩多地基，建造一座西式房屋作为新馆。迁入麦家圈新馆后，医院改名为“山东路医院”（Shan Tung Road Hospital），亦称“仁济医馆”，雒魏林为首任院长，1844-1856年为仁济医院主治医师，院长。直到1932年才正式定名为“仁济医院”。
中国医馆是上海最早的西医医院，标志着基督教医疗宣教事业在上海的开始，实际上也是上海最早的基督教宣教事业的中心。雒魏林等西教士在治疗病人的同时，也把基督福音传给他们。虽然刚开始时医院条件比较简陋，但因免费施诊，故吸引许多病人前来就医。不久，雒魏林在外国侨民的资助下，建造了一座楼房，内设门诊大厅和宽敞的病房。随着医院的声望日高，前来求诊的病人也日渐增多。到1845年6月底，已有万余病人就诊。光1847年一年，就有15,00O名病人就诊；同时还有許多瘾君子来医院成功戒掉了鴉片毒癮。
雒魏林采用西方现代化经营管理模式，从一开始就为医院奠定了有效的体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与英国医学界人士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使医院能够及时获得近代西医学的最新发现和发明，并很快应用于临床，从而跟上世界先进医疗技术的发展潮流。如1849年在西方出现了氯仿麻醉法，第二年仁济医院就将其应用于外科手术中。1875年，西方施行了第一例无菌手术，一年后仁济医院的重要外科手术均在无菌状况下进行。随着无菌消毒方法的进一步改进，手术人员开始重视清洁并穿戴灭菌手术衣、手套和口罩。仁济医院开创了外科消毒法在中国的率先应用，标志着医院已具有相当高的医疗技术水平。
当然，医疗传教士开设医院，医病施药，首先是为了接近中国民众，获取病人的好感。他们在治病的同时，也把福音传给患者。雒魏林在一份报告中介绍了医院的日常活动：“医院每天早上七点半打铃，所有住院病人凡能走动者，包括仆人和家属，都必须到大厅内集合去听牧师用中文讲道，同时参加祈祷。在九点，医院提供病人可能需要的药品。……下午门诊开放前，所有候诊病人及陪同来的家属，也必须集中听外国牧师讲道。……女人和男人们分批进入，由看门人发给竹签。病人们按照竹签上的号码分成两队，在大厅集合。然后，他们逐个接受医生的检查，并领取药品”[William Lockhart, p. 256-257]。凡来医院就医者，一概先听道后看病。对于那些起不了床的重病人，传教士就去他们病房里讲道。他在信中还说，每周三次由麦都思等传教士向病人集体布道，并“应他们的要求，发放福音书册，以让他们病愈回家时随身带上以赠给他们的亲友。”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多数病人都会“怀着崇敬之心诚心地”予以接受。[William Lockhart, p. 128, 166-167]
1844年12月，雒魏林在写给传道会的信中写道：“当我为人治病的消息一传开，病人们就成群结队而来。从2月中旬至今，共有lO,00O名病人前来求诊。……不少病人从苏州、南京、镇江及其他许多地方前来求诊，甚至还有的来自崇明岛。这些病人与我同住一段时间后，大多都带着一定剂量的药品及相应的用药说明回家。医院刚营业就得到这么多人的信任，真令人兴奋。”[William Lockhart, p. 236]在一封家书中他说道“在中国一片宽广的田地在为我们展开，阻挡我们的门已经被冲开，盼望这是基督的国度更光明的日子到来的前奏。。很多中国人信靠耶稣，成为了神的圣徒。。。”
在上海从医期间，雒魏林及其同仁每年都救治了十几万的病人。灾荒时期，医院每天还会发放救济品，救助那些灾民。仁济医院还大办慈善事业。不仅看病免费，病人没饭吃，医院还发给伙食费。雒魏林自传载：1852年是个灾年，医院的周围饥民云集，雒魏林因行医免费，所以没有赈灾能力，便去租界区向洋商募捐，讨来钱便去买米煮饭，向饥民“施粥”，一连施舍9个星期，直到中国人都回家过春节了，这才停止。还有种牛痘，也是慈善性质，据医院年度报告，在19世纪80年代，每年来种痘的，都超过5000人。雒魏林的生活目标第一位的、重中之重的是要给那些成千上万来找他的人提供服务，帮助他们解除身上的痛苦，并且是免费的服务，不求回报，也不分种族贵贱，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同时也劝说他们接受所提供的宗教信仰上的治疗，这些同样给予他勇气和精力支持他从事医疗工作。
雒魏林在行医过程中也招收和培养出一批中国医护助手，向他们传授医术。他曾高度评价说：“这些青年人先前都受过良好的中文教育，后来又学会了英文。他们在医院里既是医生的助手，又担任翻译。我对他们的造诣和在治病中显示出的才华，大为惊叹。”[William Lockhart, p.140] 其中有一个名叫黄春甫的青年，表现得尤为出色。雒魏林说他“学了很多内外科的医术，……当合信医生因为健康原因离开中国时，他已经能够使医院的工作正常继续下去。……他能很好地主刀进行一些小手术，并能为医院碰到的常见病例开处方。”[William Lockhart, p.141-142] 黄春甫后来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并在仁济医院从事医疗工作长达43年之久。
雒魏林的医院可说是极为成功，从1844至1856年这十三年间医治病人总数为150,00O人次，全都免费，至于雒魏林及其家人生活，“仅靠教会的菲薄薪金维持”。雒魏林也为此付上了健康的代价。长期的劳累，几乎把他的身体拖垮。
1857年底，他不得不决定回国休养。当病人们得知他要离开上海的消息后，就给他送来一块牌匾，上面写满了病人的名字和他们被治好的病。雒魏林很珍惜地把这块牌匾挂在医院大厅里。离开上海后，雒魏林还收到几个中国病人的感谢信，上面写道：“人们在世界上相遇，有些人做了善事，却从不谋求获得赞扬。他们随时准备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对于贫困的人总能给予慷慨的援助。……雒魏林医生是个有崇高精神的人，他的医学才能值得我们骄傲。他习惯于容忍别人，一直乐于做好事。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带有善意。……他从不讲空话，做事很有条理，总是友好地对待每一个人。他以超常的忍耐心赢得了大家的拥护。……他把药分给穷人，从来没有瞧不起他们。……他的门永远对病人开放，医院里经常挤满看病的人，而他从未觉得麻烦。他给病人建立了舒适的病房，还雇人照顾他们，却从不收费。……当他坐船回国时，我们一直远远望着，希望他能够快乐。也许明年春暖花开时，他还会回来。”[William Lockhart, p.283-288]
雒魏林在上海建立医院的同时，还和麦都思等英美传教士建立了伦敦会上海宣教站，开始小心翼翼地在上海县城内外宣教。逐渐地，他们不再满足于在上海范围内，而时常秘密到附近的城镇传道了。1848年3月8日，雒魏林偕同麦都思、慕维廉带上福音书册，黎明前从上海出发，租船到青浦，进入县城的城隍庙附近散发。当时有大批的漕粮船停泊在青浦，来自各地的水手约有1.3万人，故前来索要福音书册者甚多。纷乱中引发了肢体冲突，并激起众怒。结果三位传教士遭到乱众暴打，手表等财物也被抢走。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雒魏林切切地祷告，完全依靠主的力量，顺服主的安排。雒魏林的父亲和姐姐的信中，一方面关心他的生活和工作，给他寄来很多的生活必需品，另一方面也信仰给与鼓励，坚定他的信心。
雒魏林在上海时期的属灵生命值得关注：在上海期间，雒魏林也遇到很大的困难，包括语言不通、气候不适应，水土不服等问题。但是对他最大的打击要算是他亲爱的女儿Lizzie的夭折。在1844年他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觉得主对于她（Lizzie）以及我们所做的，都是最好的。。。但是在地上没有孩子确实很让人伤感。。。她的音容笑貌依然回响在我们中间。。我们对她的离开感觉到哀伤。。但是神给我们恩典，垂听我们的痛苦，让我们能够把孩子交托在主的手中。。但愿这一次试炼给我们的灵魂带来祝福，让我们和天上的圣徒一样同享天上的基业”。另外一封信中他又说“她曾经是我们的祝福，现在依然是，她短暂的生命不是徒然的，把他的父母更多带到了神的面前”。
1857年12月，雒魏林乘船离开上海，次年1月底回到英国。不久，他被任命为伦敦医务会的会长。
三、北京行医宣教之岁月
雒魏林于1857年初回到英国，在英逗留两年多期间，他当选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士，也就是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士——这是英国外科医生的最高荣誉了。雒魏林还完成了其自传《在华行医传教二十年》。该书除了对中国文化习俗、社会和政体等方面的介绍与描述外，还记述了西教士早期在华的医药工作。他对其在华近二十年的医疗宣教生涯如此总结说：“医务传道工作完全在中国展开了，这许多年的经验表明，医务传道是成功的。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过去的成功让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William Lockhart, Preface]
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签订后，雒魏林被任命为英国驻华使馆的高级医生，前往北京赴任。1861年6月，雒魏林乘船离开英国，途经香港和上海时稍作停留。当英国在北京设立使馆后，于9月进入北京。10月3号，他在英国使馆旁边找到了一处房子并由英国使馆购得，他来承租。他一方面为英国使馆人员治病，一方面又写信给伦敦会，建议在北京开设一所医院，为中国人看病施药，同时也把福音传给他们。获准后经过一番筹备，由雒魏林监管的伦敦会医院很快开门就诊，他因此成为伦敦会第一位入住北京、并借助医药工作开辟宣教事业的医疗传教士。医院开始的名字叫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s Chinese Hospital at Peking（伦敦布道会北京华人医院）。
在1840年之前，中国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生病患疾都是去看中医。直到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在东交民巷英国公使馆附近开设了北京第一家西医医院。雒魏林抵京初期，只在公使馆里接受少量前来就诊的病人。就诊患者从开始的一天两三位慢慢发展到每天二三十个。患者来自不同的阶层，官员、商人、工人、农民、乞丐挤满了他的院子。头三个月，注册的病例就达到6815个，实际病例还要比这个多。当病人逐渐增多后，他在公使馆旁边租了一栋房子作为诊所和住所。到1862年年底已有22,000多人前来就诊，其中包括各个阶层的人。在给伦敦会的报告中，雒魏林说，他们“带着自己的妻子、孩子纷纷到我这里来诊治，其中有商人、店员、各种做工的人和村民，甚至许多乞丐。他们都聚集到我的诊所里，欣然地同意接受我的治疗，这是令人惊奇的。”[William Lockhart, p. 59]
从医院开办起，就有当地的新教徒帮助给病人口头的医嘱，也散发一些圣经经文和小册子。医院的候诊室能容纳大概60人，一些听众听了候诊室的布道后开始要求受洗。一年之内，北京的第一个新教教堂就建立起来了。1863年伦敦会派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 来到北京和雒魏林一起负责北京的事工，同年在西城设立传教机构，这就是缸瓦市教会的起源。伦敦会这样就成为第一个在北京开办的传教机构。伦敦会设在缸瓦市的医院和教堂，于1900年后迁往西单旧刑部街一处大宅院，并举办萃文小学校、萃贞女小学校。1903年，伦敦会又在缸瓦市置房地产建立教堂，教堂迁回缸瓦市，由英国传教士主持。最初入会者有240人。①这片房产除教堂外，还有南院房产直至大院胡同，这里原来有仁济医院，医院停办后改作副堂及牧师住宅。萃文、萃贞小学改为男、女中学。
上图是最初的缸瓦市教会的照片。
上图应该是是1922年的（有人说22年缸瓦市堂就计入了中华基督教会）或80年恢复礼拜后（有人说是解放后三自运作之后才有的）的照片，考虑到“中华基督教会”不会称呼为“北京基督教会”，而缸瓦市堂是1958年以后开始称呼“北京基督教”起头的名称的（亚斯立堂也是80年后改为北京基督教会崇文门堂的），所以更可能是80年后的照片。老舍就是在缸瓦市教堂信主受洗的。
1900年6月13日，缸瓦市教堂与北京城内其他十余座教堂在同一天被义和团烧毁。1903年3月16日，伦敦会用当时通用的松江银二千一百两，在缸瓦市从房主奎瑶手中购地建堂。当时教堂分南北两院，南院占地1.93亩，房32间半，建有小礼拜堂一座，用作副堂和牧师住宅；北院3.32亩，房54间半，建有大礼拜堂一座。1922年改建新堂，就是现在仍在使用的主堂。
上图是教堂在1918年的样子。
上图是80年后恢复礼拜的缸瓦市堂的样子。
上图是现在的缸瓦市堂。
1863年，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的医学博士杜德贞(John Dudgeon，1837—1901)来到北京，协助雒魏林工作。64年接替雒魏林做院长。1865年，英使馆收回“北京华人医院”租用的房屋，德贞重新寻找适合的地皮，看上了位于医院原址东交民巷以北不太远的米市大街，那里有一座佛教寺庙，正门就开在大街上，交通便利，地方宽敞且便于出入，十分理想。他就借助于一些清廷官员的帮助，用1300两银子买了下来，把它彻底装修改造了一番，在旧“北京华人医院”的基础上，做成了一座全新的医院。并重新命名为“北京施医院”（或称“京施医院”，Peking Hospital），还按照中国国情，请人写下厚拙苍劲的“施医院”三个大字，制成牌匾，高悬于医院的大门之上，其“施”为施予之意，取自《圣经·新约》“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北京的第一所近代化医院，设有候诊室、门诊室、拥有50张床位的住院部、为女士和达官贵人服务的单间，其药房还对外出售西药。施医院的规模及标准在当时是一流的，完全是按照当时欧洲医院的标准而建，德贞将麻醉技术、无菌技术、分隔式病房等19世纪先进医学应用于该院，基本与世界医学的水平保持着同步。患者很快就又是乌泱乌泱的了，来自于全中国及朝鲜和中亚一带，主要以穷苦人为主。开业不到4年，总计有1.8万住院病人、4.5万门诊患者，由于原址寺庙前遗有一对20多米高的双旗杆，老百姓亲切地把“施医院”俗称为“双旗杆医院”后来又变成“北京协和医学堂”的一部分，又于1915被美国洛克菲勒家族悉数并购，修建成协和医院的洋楼别墅区。1873年，《申报》对这所医院评论说：“京都有西人设立医院一所，用以救济疾苦之人，意至善也。据云去夏至今一周年中共医有九千六百十八人，可见华人亦皆信其术精胜矣，故显宦贵官亦均有来就医者云。”[《申报》1873年8月2 日]
雒魏林在北京从事医疗宣教工作计三年之久，后因身体状况不佳，不得不决定离开北京。1864年雒魏林在53岁时回到英国，继续从事医疗、神职以及著述工作，此后他再也没有来中国，其晚年是在英国度过的，直到1896年去世，终年85岁。
从医疗的角度来说，雒魏林无疑是成功的。从宣教的角度来说，从他直接领洗成为基督徒的人不是很多。但是他长期从事的医疗宣教活动对中国人所造成的潜移默化的心理影响是不容低估的。正如仁济医院年报所期望的“医院只要能有序地继续下去，其社会影响面就能逐渐扩大。不但能证明它是减轻身体病痛的场所，而且通过向当地民众展示基督教文明带来的巨大益处，能为他们创造机会聆听有关上帝的信念。我们通过这些展示兄弟般仁爱的活动来加深中国民众对基督教的印象，并努力向他们证明，我们在致力于他们的世俗与精神两方面的福祉。”[Report of the Chinese Hospital at shanghai, from July 1st, 1847 to December 3rd, 1849, by the Committee, Shanghai, 1849, p. 15] 。
起初，雒魏林在为中国民众医病时，常常亲自向病人传福音，并分发福音书册给他们。但随着医务工作日益繁忙，他就把医院的宣教工作逐渐交给专门的传教士负责。最后他认识到，传教士和医生的职责不应混淆。医疗传教士首先是医生，其次才负有宣教之责。基于这种看法，雒魏林后来所奉行的是行医与宣教分离的原则。从1838年最初来到中国，他不断奔波于海上、陆地，艰辛创业，筚路蓝缕，自己和家人从未享受到什么吃喝玩乐乃至骄奢淫逸，却为中国建起了4所医院，个人接诊患者达20万人之巨，不管是官员、商人、士人、市民、工、农、杂役、乞丐……他一律以人道主义精神对待之，以解除病人的痛苦为自己的天职——的确，他是基督徒，他最初来中国是接受教会的委派，以教士身份来传道；但后来随着求医患者的大幅度增加，他把传教与行医分开，专门从事医务服务，全心全意为解除中国人的病痛而服务，且为中国建立起现代医疗体系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1906年，为表达对这位献身于中国医疗事业的英国医生的敬意，协和医学堂将其主楼命名为“娄公楼”（Lockhart Hall）。“娄公楼”（Lockhart Hall) 1906年竣工，以雒魏林医生（Lockhart）的名字命名。为综合性教学楼，包括教室、实验室、图书馆。1986年娄公楼被拆除。
参考资料：
《北京基督教史》
《基督教与北京教堂文化》--不准确
北京基督教史/杨靖筠著 --太简略
《北京基督教发展述略》--太简略
《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顾长声》--没有缸瓦市教会的资料
《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
https://www.chinagospeltimes.com/article/index/id/21160 【缸瓦市堂历史】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B%92%E9%AD%8F%E6%9E%97/1500380
https://prabook.com/web/william.lockhart/1755244
https://www.visitbeijing.com.cn/article/47QoNdMDVfi
https://www.chinachristiantimes.com/news/36335/%E5%AD%A6%E6%9C%AF%E8%AE%B2%E5%BA%A7%7C%20%E4%BF%9E%E5%BC%BA%E5%8D%9A%E5%A3%AB%EF%BC%9A%E5%8C%BB%E7%96%97%E4%BC%A0%E6%95%99%E5%A3%AB%E9%9B%92%E9%AD%8F%E6%9E%97%E7%9A%84%E4%BF%A1%E4%BB%B0%E7%94%9F%E5%91%BD
https://www.bdcconline.net/zh-hans/stories/luo-wei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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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5%9F%BA%E7%9D%A3%E6%95%99%E4%BC%9A%E7%BC%B8%E7%93%A6%E5%B8%82%E6%95%99%E5%A0%82 【缸瓦市堂介绍,提到艾约瑟和雒魏林一起同工】
https://gospeltimes.breadoflife.cn/article/index/id/21160 【提到艾约瑟和雒魏林一起同工】
https://archive.org/details/b21472622/page/n3/mode/2up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s Chinese Hospital】
https://archive.org/details/b21472634/page/2/mode/2up 【The second report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s Chinese Hospital, at Peking, under the care of W. Lockhart, F.R.C.S., for the year 1863】
https://www.gwshcc.org/Item/11 【缸瓦市堂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