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宣教一日游为什么选丁韪良？
1、他有代表性。在中国宣教史上他与戴德生、杨格非并称为宣教士中的“三巨头”，在宣教策略上来说，丁韪良代表的精英路线、戴德生代表的是大众路线、而杨格非代表的是区域路线（华中宣教之父）。这三位老人在1905年四月底的汉口拍过珍贵的合影，中间站立的是杨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左边坐的是丁韪良(William A.P.Martin,1827-1916),右边坐的是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1905)。这时候他们三位的年龄加起来是225岁，丁韪良最长(78),杨格非其次(74),戴德生殿後(73)。不料一个多月後,戴德生在长沙去世。相对来说，丁韪良年纪最长、来华最早、在华也最久。
2、他对中国的教育、外交都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方面也有代表性。他所从事的服事从传道宣教、文字翻译到中西文化交流、国家政策的沟通等都有深远的影响力。以至于1907年，美国英文杂志 The Outlook 在 “有创造力的美国人” 栏目中刊登了Albert Porter的专访，提到 “如果问在中国，谁是今天最著名的两个人？答案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赫德爵士和丁韪良博士。…他们二人都在中国生活了半个世纪以上，都熟练掌握了中文，都使自己成为中国政府必需的人物”。
3、他也是富有争议性的人物。在这方面也有代表性。这一点我们在最后再说。
我们一起来看/听丁韪良的故事。
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年4月10日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南部的华盛顿县。他的父亲威廉·马丁（William W. Martin, 1781-1850）是长老会的宣教士，原先在肯塔基州，之后来印第安纳州拓荒布道，最后成为颇有影响的长老会牧师，他对传播福音事业无与伦比的热忱，对后代也有很大的影响。老马丁给他的三个儿子都起了传教士的名字。丁韪良的原名前二字是威廉·亚力山大，是派赴三明治岛传教的他叔父的名字，后面一个字是帕森斯，是派赴巴勒斯坦的传教士的名字。老马丁的三个男孩长大后皆成了牧师，其中（丁韪良和他哥哥）两个远赴海外传教。
丁韪良的大姐玛莎（Martha, 1813-1896）于1834年随丈夫到非洲宣教，她对当时尚小的丁韪良的影响很大。丁韪良7岁那年（1834年），玛莎随他丈夫（Henry Isaac Venable, 1811-1878）前往南非宣教，历时五年，她写的家书成为丁韪良兄弟想象遥远世界最重要的凭借。玛莎1839年返回美国后，常常给弟弟们讲述传教士在南非的种种冒险，极大地刺激了他们对远方的向往。1896年玛莎去世，丁韪良写了一篇感情深至的悼文，提到他和哥哥孟子元都深受大姐玛莎的影响：“年幼时我常常有幸从她口唇间听闻惊悚故事，有关那些拓荒宣教士们所经历的危难与获救。”他的回忆生动细致地再现了姐姐历险记的一个片段。悼文最后说：“通过她的影响，她的两个弟弟（其中一个正是本文作者），以及我可以举出名字来的其他人，开始把他们的脸转向外邦的土地。”
丁韪良17岁那年，考入印第安纳大学，1846年毕业，随后进入新阿尔巴尼（New Albany）长老会神学院修读神学，不久因经济困难中途辍学，到路易斯维尔一所长老会教区学校教书。就在这期间，丁韪良作出要当传教士的决定，于是又回到神学院复学。最后一年时，他向长老会差会部提出申请，要求到中国或日本去做宣教士。他于1949年在神学院毕业时，发表演说的题目是《《传教士应利用自然科学》》。他毕业后回到家乡被按立为牧师。他和哥哥孟子元（Samuel N. D. Martin）同时奉派去中国宣教。同年11月，他在纽约邂逅简·范桑特小姐（Jan Vansant），经闪电式恋爱后即在教堂举行了婚礼。不久，即带了新婚的妻子，和哥哥一起乘坐“蓝岛”号轮船，从波士顿启航，前往中国宣教。
【背景介绍：随着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双方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使得当时的中国清朝开放五个口岸准许通商和传教。在西方世界里，普遍都认为这是一次将这个古老的帝国大门叩开的好时机，因此贸易商人、宣教使团纷纷动身前往，参与在这发现和探索的行动中。丁韪良夫妻就是其中一个家庭。】
宁波十年
经过143天的海上颠簸，丁韪良一行于1850年（清道光三十年）4月10日到达香港，那天正巧是丁韪良23岁生日。等船期间，他们去广州观光，刚一下船就遭到当地民众的攻击，许多人围着他们，一边看，一边用广东话喊叫：“番鬼，番鬼，蛮夷、蛮夷，杀头，砍头、砍头；杀头，杀头！”丁韪良日后在其自传中，如此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这难道就是令人引为自豪的中国文明？我难道就是为了这些人而背井离乡？”遂又转念安慰自己道：“他们若不是异教徒，我又何必远道来这里呢！”
【在这里需要插一下当时的文化背景：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朝贡体系，传统上中国是天下观，皇帝就是天子，世界以华夏为中心，像一个同心圆一样，一圈一圈向外扩散，其他都是边缘，本质是文明与野蛮的关系。中国是文明的核心，周边一层一层、一圈一圈的都是蛮夷。所以过去要求外国的外交使节见到皇帝必须跪拜。这曾经带来很大的争议。】
五月初，丁韪良偕妻乘船北上到宁波，开始了他们在中国漫长的宣教生涯。在宁波城护城河的对岸有一排漂亮的平房——长老会传教团的住处和学校。这地方近水而通风，住在这儿被认为要比住在城里更有益于健康。然而当面临要为自己找住房的问题时，丁韪良却决定住在城里。他希望能跟当地居民靠得更近些。同事们都规劝我不要这么做，并且拒绝为我在城里造房子。但丁韪良不愿意改变初衷，于是便同意住在跟新教堂相连接的一座小房子里。那座房子原来是准备给一个负责教义问答的中国传教士住的。在那儿丁韪良度过了一生中最富有成果的六年，而且他逐渐了解了当地的居民，这是住在城外所做不到的。
宁波是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开放的五个通商港口之一，也是美国长老会在华第一个宣教区。丁韪良很有语言天赋，来中国之前，他已掌握了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到宁波后，他觉得当务之急是要先学习中文，但中文那些古怪的发音让他望而却步。在学习中文过程中，他发明了注音方法，即用拉丁文字母稍加变通，创立出一套音标，这样他就能够重复中文老师的发音了。使用这种方法，他很快就学会了宁波话，不久即能用流利的宁波话讲道。他讲道的地方是一个有200个座位的小礼拜堂，里面经常是座无虚席，其中大多数人是工匠和手艺人。他们在干了一天活以后，就来听丁韪良讲述基督教那些引人入胜的寓言。听众对他的讲道反应热烈，常在离去时发出“听道比看戏还有趣”的赞叹 。这时他又突发奇想：何不用此方法教中国人认字呢？他发现中国大多数人是文盲，拼音可以帮助孩子和老人们识字，通过识字他们便可以阅读圣经，这就是他以文字宣教的开始。于是他在1851年1月与人合作，用拉丁字母编纂出一种用于书写“宁波话”的拼音系统；他还通过拼音法，编写出一些圣歌，教当地人传唱。因此可以说，中文拼音是丁韪良最早想出来的，是他对中国文化的一个贡献。
丁韪良早年在宁波期间，常在城内长老教会举行晚间聚会并讲道。后来他把这一系列的讲道汇集成书，名为《天道溯原》。这本书是丁韪良藉儒教思想传达基督教信息，其目标以高层人士为对象，然后再由他们影响民众接受福音。丁韪良在担任美国代表团译员，以及后来在北京工作时，都尽量把此书赠送给清政府高级官员。《天道溯原》出版后广受欢迎，自1854年至1912年间，再版达三、四十次之多，并译成日文和朝鲜文。该书也成为新到中国的宣教士语言教材的一部份，不但为长老会，也为其他教会所使用。在1907年“广学会”纪念基督教来华100周年所举办的投票评选中，《天道溯源》被选为最佳中文著作。
丁韪良夫妇在宁波10年（1850-1860），除宣教活动外，他加入了1858年和1860年两次的美国外交活动，分别参与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由于丁韪良通晓汉语，1858年中美谈判期间，他担任美国公使列维廉（Reed, Hon, William B.）的译员，参与了談判并起草了《天津条约》。
移居北京
在宁波十年中，丁韪良夫妇共生育了四个儿子。1860年1月，丁韪良偕全家回美国度假。度假期间，他四处发表演说，呼吁美国各地基督徒支持中国的宣教事业。同年7月，丁韪良获拉斐特学院（Lafayette College）神学博士学位。1862年夏天，丁韪良夫妇带着两个最小的男孩，从纽约乘船再次来华，到上海短暂工作一段时间后，1863年北京。从一八六○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已有伦敦传教会的雒魏林、艾约瑟，英国圣公会的包尔腾，美国圣公会的施若瑟等新教传教士，进入北京活动。初入北京的丁韪良，仍然希望用宣教布道的方式来传福音。此时已经有一些宣教机构建立教堂在北京从事宣教工作，但由于当局担心扰乱民心，因此要求宣教人士在偏僻地区建立教堂。然而事工没有起到果效让丁韪良决定违反惯例，在宣教学者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帮助下，终于在京城的总理衙门附近建立了教堂。然而他所收获的宣教果效依然没有起色，在他的笔记中，他归因为地理环境以及政治上的不开放加上文化上的差异导致。自此，丁韪良认为正面宣教的策略不再适合，随即决定转变宣教策略而改用翻译、教育以及外交等方式来推行宣教。丁韪良在北京的服事策略主要从外交、教育这两方面作为他的工作重心，他希望从中国的首都，从中国社会的顶层，展开由上而下的宣教事业。此后，除了几次短期离开外，直到1916年去世，丁韪良都住在北京。
但这所学校当时未能获得差会的重视，无论是要求增派师资，或在校内附设小型博物馆的计画，虽经丁韪良再三提出，均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然而，这所当时看似经营失败的学校，却在将近一百年后，对差会提供莫大的回馈。在1997年出版的《美国长老教会在华宣教史》上，记下这样一段动人的故事：在1950年代之初，差会收到一张一百万美元的支票，寄发者是一位匿名的中国人。他自称是北京崇实馆的毕业生，该校由丁韪良在1864年设立。他为所接受的教育感恩，因为使他得以从事进出口贸易，并因而致富。他发觉宣教士们将黄金岁月付诸异乡，往往落得退休后无处栖息。于是差会用这笔奉献为退休的宣教士建屋，就是座落在加州Duarte的Westminster Gardens（308-309页）。
随着学生人数增加，校舍不敷使用。1885年，长老会西差会在安定门二条胡同购置较大一处民宅，用作校舍，校长由路崇德（J.W.Lourie）牧师兼任。1891年，路崇德牧师回国，柯凝翰（A.M.Counningham）牧师接任校长。柯凝翰对馆舍力加整顿，筹资经费，设中学，学生越来越多。1911年（宣统3年）来仪庭（W.H.Gleysteen）牧师继任校长。民国时学校改名为崇实中学（中华民国是1912年成立，1928年把北京改名为北平，1949年解放后又改回北京）。而28年北京崇实中学出了创刊号，所以北平私立崇实中学的名字应该是1928年起的。崇实成立有“宗教教育委员会”。各校所属的教会也有宗教活动指导员，经常去学校主持活动。教会还在教堂组织聚会、礼拜、查经，以吸引学生参加。崇实学校每星期日上午，举行主日礼拜，每天有晨祷、晚祷，还设中英文查经班。
1915年，学校耗资4万余大洋重建，盖了5层高的教学楼，学校还有食堂、厨房、沐浴室、游艺室、浣洗室，设施十分先进。1916年学校又将西楼改造，建造理化实验室，理化试验器材药品无不悉备。学校设有图书馆、阅览室，还有足可以容纳300余人的大礼堂。1916年，丁韪良先生逝世，全部捐出其遗产息金一千二百元作为学校常年经费。于是，学校设立石印科、织毯科，以给贫困学生提供勤工俭学的机会。
现存的“北平私立崇实中学”匾额亦为胡适所题，题字时间待考。胡适擅长书法，作为北京地区的文化名人，胡适书法曾在京城名重一时，“北平私立崇实中学”是新文化运动学人书法在北京的重要遗存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私立中学全部由政府接管。1952年10月，崇实中学改名为北京市第二十一中学。
崇实中学旧照：
后来进行了装修，变成今天的样子（楼顶依然有1865的标志）：
保存到今天的大门：
校园里面今天依然有丁韪良的像：
改革开放以后，学校重新获得发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学校启动了教学楼翻建工程。学校校舍翻修保留了原来的建筑风格，并将部分建筑进行了出租，如今时光漫步怀旧主题酒店(北京国子监店)租用的部分，据说是曾经北平私立崇实中学锅炉房的旧址。
翻译万国公法
移居北京后不久，丁韪良开始着手翻译美国人惠顿所著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该书是当时最新和最为通用的国际法蓝本。惠顿从1815-1827年，是美国著名的律师，后来被派赴欧洲任外交官达20年之久。1847年他回美国任哈佛大学国际法教授，被认为是国际法权威。 早在1858年，丁韪良作为美国公使列维廉的翻译参加《天津条约》谈判时，看到清朝大臣耆英与列维廉因外交礼节而发生争执。耆英要求列维廉下跪受书，但列维廉回答说：“不行，我只在上帝面前下跪。”“但皇上就是上帝。”耆英坚持说。丁韪良由此认识到清政府对于近代西方外交礼仪的无知。由于不懂国际法，清政府此时也忧心忡忡。而对于是否要把国际法知识介绍给清政府，当时来华西方人的认识也不一致，有人认为决不能将国际法知识介绍给清政府，免得给西人带来麻烦。正是由于这些特殊经历，使得丁韪良敏锐地感觉到清政府有了解、掌握国际法的需要，因而萌生了翻译、介绍西方国际法的念头。同时他的另一个动机是“帮助中国认识神和神永恒的公义”。到北京后，丁韪良的想法受到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Burlingame Hon. Anson）和总税务司赫德的鼓励和支持，并得到清政府总理衙门的批准。因此在中国助手的帮助下，丁韪良很快开始《万国公法》的翻译工作。他高超的汉学水准又为翻译《万国公法》提供了基本前提，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完整的知识体系，也有其大量的专门术语。19世纪中国法学所运用的专门术语与西方法学是大不一样的，如果翻译者对中国文化没有精到的把握，将近代西方法学的话语系统用汉语表达出来，将是很困难的事情。为翻译此书，从 1850年到1855年，丁韪良不但系统研习了《尚书》、《易经》、《诗经》、《春秋》、《周礼》、《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儒家经典， 而且对汉语方言、音韵、训诂等也进行了特别的推究。在此过程中，丁韪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深化了解的同时，也赢得了同他打交道的中国人的尊重。据丁韪良回忆，“当时懂得中国学问的人甚少，所以当恭亲王了解我熟知中国的作家和作品后，立即对我另眼相看，并给我起了 一个‘冠西’的雅号。此后许多中国人都尊称我为‘丁冠西’。”（《花甲记忆》，第199页）
《万国公法》译完后，受到恭亲王等人的赏识，由总理衙门拨专款付印出版。该书对近现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影响非常重要，它让中国人首次看到“权利、主权、人权、自由、民主”等观念，为中国开启了走向世界的大门。《万国公法》在出版后第二年，日本开成书局就把它翻译过去，并在日本先后翻印了五次。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该书成为日本法学的教科书。
丁韪良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最大贡献，应是先后出任同文馆与京师大学堂，这两所国立教育机构的总教习。
同文馆总教习
同文馆成立于1862年，由清廷中洋务派所创办，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堂。“同文馆”一词是由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中的规定“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而来。最初只是清廷为因应外交需要，训练翻译人员的机构，后来逐渐提升目标，增加了许多学科以帮助中国政府适应和学习先进科学，成为培育国家人才的基地。同文馆学堂内的教习均为洋人，专门训练外交官和翻译人才（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恭亲王奕等朝廷中枢在和洋人打交道过程中，深感中国没有外语人才，在外事中因而屡屡被洋翻译所欺，那个所有的不平等条约都是以外语文本为正本，中文文本是副本，副本只是参考，没有法律效应的）。仅就清末民初的外交舞台观之，同文馆的毕业生中，担任出使大臣或驻外公使的就有七位。1865年3月丁韪良受聘为第三任的英文教习，并在1867年其后的改组中担任国际法及政治经济教授，为此，丁韪良于1866年专程返回美国接受训练。1868年6月，丁韪良携家眷再次回美，借机到耶鲁大学进修了国际法等方面课程。
1869年，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推荐下，而且清廷也认为丁韪良“中规中矩、古道心肠、中文流利” ，因此丁韪良被任命为同文馆总教习（1869-1894），同时担任清政府国际法方面的顾问。丁韪良于1869年11月26日正式走马上任；同年12月1日，正式向长老会差会提出辞呈。丁韪良之所以如此行，首先，他认为这是他继续宣教工作的一个好机会，在同文馆中他可以影响更多未来的中国领袖；其次，他希望帮助改革中国封建的教育制度，而同文馆的制度，正是达到该目标的最好方法；其三， 一个外国人若要帮助中国现代化，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中国政府主办的学校中教书。此后丁韪良担任这个总教习职务长达25年（1869-1894），连同先前应聘为英语和国际法教习，他在同文馆任职时间长达30年之久。同时，同文馆还翻译出版了近代西方先进思想和科学的文化著作，例如 《万国公法》（丁韪良译）、《格物入门》（丁韪良著）、《化学指南》（毕利干译）、《法国律例》（毕利干译）、《富国策》（汪凤藻译）等等。同文馆的新式教育实践促进了教育现代化，为辛丑条约后废除科举、建立新型教育体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因着丁韪良所做的贡献，1870年，纽约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885年（光绪十一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顶戴官衔。
1868年10月，丁韪良就曾在美国远东学会上做过一个著名的演讲，题目就叫做“中国的文艺复兴”。在这个演讲中，他批驳了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对于中国所形成的诸多“傲慢与偏见”，并且勇敢地站出来为中华民族进行了辩护：从来也没有一个伟大的民族受到过更大的误解。中国人被指责为缺乏热情，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足够透明的媒介可以把我们的思想传递给他们，或是把他们的想法传递给我们。中国人还被指责为野蛮透顶，因为我们缺乏广阔的胸襟，无法理解一个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文明。中国人被描述成毫无独创性的模仿者，尽管他们所借用别人的东西要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少。中国人也被说成是缺乏创造力，尽管世界上一系列最有用的发明创造都是受惠于他们。中国人还被认为是死抱住传统观念不放的，尽管在他们的历史中曾经发生过许多次深刻的变革。
这个长篇演讲的稿子发表在1869年1月出版的《新英格兰人》（New Englander）上。三十二年后，丁韪良对这篇演讲稿的内容进行了修改，并将经过修改的文章以“中国的觉醒”（“The Awakening of China”）为题，作为《汉学菁华》（1901）这部书的首篇。
京师大学堂总教习
1894年5月，丁韪良因健康原因辞去同文馆总教习职务，回美国治病。1897年1月，70高龄的丁韪良回到北京。当时正值甲午战败，维新派要求清政府实行变革之际。1898年维新派提出了废科举，办西式学堂的主张，被光绪皇帝采纳并批准开设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不仅是全国最高学府，也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统辖各省学堂。。1898年8月9日，光绪皇帝任命丁韪良为京师大学堂首任西学总教习（有说是实际上的校长），并把丁韪良的官衔从三品晋升为二品顶戴官衔，相当于现今副部长级别。1898年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其目的是教授 “西文西艺”。丁韪良的将大学堂分为天文算学馆、格致馆、化学馆、工程馆、农功馆、医学馆、律学馆、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德文馆、日本文馆等十二个馆，这是中国现代意义的第一所管办大学，或近代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丁韪良也将李提摩太、林乐知和李佳白等有志于教育宣教的宣教士罗列在其名下。丁韪良当时所聘用的中、外教习，几乎都是基督徒。美国《纽约时报》于同年九月二十三日发布清政府任命丁韪良为京师大学堂校长的消息，题目是：《中国挑选一个美国人——丁韪良博士任新京师大学堂校长》,为此，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于1899年授予丁韪良名誉法学博士的学位。
北京大学的网站上有的称丁韪良为总教习（英文网页一，中文网页一），有的说是西学总教习（英文网页一）。也有的网页说孙家鼐是校长。后来发现有北大的一个英文页面解释得更加完备。7月17日本来要任命许景澄为总教习，就是校长，但是后来出国处理俄国事务，校长一职最终落在了丁韪良的身上。孙家鼐是管学大臣，类似与教育部部长。
上图是1901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居中的美国人）和教员在北京和嘉公主府（四公主府）梳妆楼前合影。开学典礼合影，从左至右分别为： 中国副教习团队 外国老师团队 京师大学堂首任管理学务大臣孙家鼐等大臣 秘书处
上图为学堂内部的“荣誉堂”，意译 下部为外教团队，分别为： 日文教授 Nishigori 德文教授：Von Broen 英文教授：Bailie 西文总教习：马丁校长,丁韪良 俄语教授：施密特 外科医学：Coltman博士 英文教授：詹姆斯教授 法语教授：Léon De Giéter
1900年1月，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之乱”。无知、暴虐的拳民们涌入北京，外国使领馆、教堂、西式学校都成为他们的攻击目标。丁韪良主持的西式学校，以及京师大学堂都在被攻击之列。5月，义和团在京师大学堂门口张贴了告示，威胁要将学校里的师生全部杀光。6月20日，京师大学堂的一位英国教习，走出使馆与义和团交涉，竟被杀害。暴民们把他的头割下来，挂在一个街口。当时义和团所杀的不仅是西方人，只要和西方人有关的，只要是沾洋边的就杀，沾洋边的就抢，而且连妇孺也不放过。73岁的丁韪良先躲入美国公使的宅邸，后又和所有在京外国人躲入英国大使馆中，经历了50多天担惊受怕的日子，直到10月才得以脱身回到美国。作为一个传教士，看到你的教民，你的教友，大量被杀，被屠杀的时候，而杀得非常惨烈。只要是沾洋边的就杀，沾洋边的就抢，而且小孩、妇孺，就是也不管，给你剁成肉酱，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关键是这种行为还受中国政府的鼓励。日后丁韪良伤心地写道：“我不由自主地羞愧、脸红，心想我倾其一生奉献给这个国家，到头来一文不值。中国人从我所教授的《万国公法》中，最后什么都没有学到。”但是，在美国逗留一年多后，于1901年9月再次来到北京，因为他依然深爱着中国。1902年，清政府颁令恢复京师大学堂，慈禧太后任命管学大臣张百熙兼任京师大学堂校长，仍聘丁韪良为总教习。1902年，京师大学堂复课之后不久，新任管学大臣张百熙以经费紧张为由，集体辞退了丁韪良等西教习。北大历史学者郭卫东认为“经费紧张”只是借口。不久，湖广总督张之洞聘请丁韪良到武昌筹办一所大学，丁韪良在那里遇见了此文开始提到的戴德生等人。丁韪良一直工作到1905年才回美国。
1912年5月4日，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旋即冠“国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冠名“国立”的大学。
晚年生活
1906年，79岁高龄的丁韪良再次以“名誉宣教士”身份来中国宣教。除讲道外，也四处发表演讲，同年完成英文版《中国的觉醒》（The Awakening of China）一书。1907年，丁韪良赴上海参加了基督教来华传教百年大会，会后回到北京。此后因其年事已高，除了在教会中做些传道工作外，只参加少量的社会活动。丁韪良80岁生日那一天，美国总统威尔逊以及美国部分教育界人士约60余人，赠送给他一面锦旗，表彰他在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1914年87岁的丁韪良在给家人的信中说道“64年来，我操劳于把十字架种植在中国人心里，我的努力虽不能说是尽付东流，但中国官员似乎更欣赏我引介国际法的工作。”1916年在另外一封信中他写到“谢绝再渡重洋，我将埋骨战场。感谢上帝，这场战斗并未以失败告终。我们从各方面都看到事情会好起来的迹象。卸任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校长（president）之后，我的全部精力都用来督察崇实馆，这所有120个学生的学校，是我自己53年前创建的，如今学校已大大扩展，建筑增多了一倍。。。Deo Soli Gloria（唯独神荣耀）”
1916年12月17日，丁韪良因患肺炎在北京寓所与世长辞，享年89岁，并创下外籍宣教士在华长达六十六年之久的罕见纪录。这66年间，他四次离开中国，离开的时间合起来不足三年，其中差不多一年还耗在船上。美国驻华使馆人员出席了葬礼，黎元洪总统也派他的秘书前来参加。丁韪良与妻子合葬于北京西直门外的英国公墓里，长眠在他所爱的中国的土地上。如今西直门外已成繁华地带，其墓早已杳无踪迹。下图是1945年的墓地的照片：
基督教的利玛窦
丁韪良有“基督教的利玛窦”之誉，在晚清能坐到“中国外交学院”（同文馆）校长，以及京师大学堂“西校长”的高位，恐怕利玛窦都难以与之比肩。在晚清急需现代外交知识来与西方打交道的情况下，丁韪良以译著《万国公法》作为敲门砖，成功地打入了北京高层。他“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上至恭亲王、李鸿章、曾纪泽、文祥、张之洞，下至郭嵩焘、徐继畲、李善兰等学者、官僚，交往的都是当时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精英。
丁韪良的学术贡献还表现在“双向译介”上，一方面他向中国输入西方知识，一方面也把中国介绍给西方。丁韪良潜心研究中国经书，五经（《尚书》、《易经》、《诗经》、《春秋》、《周礼》），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他更是将五经比作旧约，而四书看成了新约。他站在基督信仰的角度上，对汉学的经典有足够深度的认识和评判“与《圣经》相比，这些汉语典籍中的宗教因素微乎其微。…这些古书中的道德教诲是如此的质朴纯正”。若把丁韪良一生的译作、著作、论文、书信汇总，出一个全集，恐怕数量会相当可观。据不完全的统计，他一生出版了中文的著译42部、英文著述8部，并且在各种报纸杂志上至少发表了153篇文章。
丁韪良在中国生活了66载（1850-1916，期间大约有4年时间不在中国），期间历经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民国建政等重大历史变迁。他曾在宁波宣教十年，先后担任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30多年，是当年在华外国人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他不仅会说流利的中国官话，更熟谙中国的经史子集，能用中文写流畅的文章供中国士大夫阅读。
丁韪良不但精通中文，还通晓各种方言，他与人合作，曾用用拉丁字母编纂出一种用于书写“宁波话”的拼音系统，编纂了《宁波土话初学》；他还通过拼音法编写出一些圣歌教当地人传唱，可以说他是汉语拼音的先驱，对文化贡献很大。
丁韪良对中国文学、哲学、思想、风俗地理、人情世故的了解也很深入，写过近20本有关中国的书，是清朝后期在华外国人中著名的中国通，加上他的西学功底以及通晓多种语言，包括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等，用中国的通俗说法可算是“饱学宿儒”；他还翻译了许多宗教、科学、法律、教育、历史方面的文章及书籍；他翻译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于1864年出版，该书是当时最新和最为通用的国际法蓝本，也是第一本向中国政府与中国读者详细介绍外国国际法的书，该书对近现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影响很大，让中国人接触到“主权、人权、自由民主”等观念，不但对中国政、学界深具影响，中文版传到日本后，也引起日本学界的重视，成为日本法学的教科书，对明治维新产生过一定的作用。除此之外，丁韪良在主政同文馆期间还翻译了有西方国际法著作《星轺指掌》（德·玛登De Marten着）、《公法通览》（伍尔西Woolesy）、《民法典》（步伦Bluntschli），经济学著作《富国论》这使得丁韪良引起了清朝阶层以及各国驻华公使的注意和结交。
丁韪良集宣教士、教育家、翻译家、著作家和外交家于一身，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中西文化的桥梁。作为一个宣教士，其使命本是传播基督教信仰，但因他多年从事教育、翻译等实际工作，并长期担任北京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使他有意无意之中在中国近代政治、教育和外交等方面，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目前国内有很多教科书和文章呢，把丁韪良定性为是帝国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代表人物，有的甚至指责他是杀人犯和强盗。
备受争议的地方
1、丁韪良所选择的是以“广学会＂李提摩太为代表的精英路线，也就是透过教育、出版等长期性的经营，赢得中国的知识份子，改变他们的世界观，为接受福音铺路。也是这种由上而下的宣教路线。这和当时很多差会的观点是相左的，这就是为什么最终丁韪良离开了原来的长老会。众多差会采取的在华宣教策略是以“内地会＂戴德生为代表的大众路线，也就是以最快的方法，在最短时间内，让最多中国人信主，其余的都是次要的。“从上而下的福音路线”在叫人得救方面，成绩单分数通常是比较差的。就跟清朝皇帝喜欢科技之“饵”，却没吞下基督教之“钩”一样，丁韪良的儒士朋友，也都是取“西学”而弃“西教”。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摆明了就是只采“西学”之“用”，来强“中学”之体，目的还是在巩固“儒教”，排斥“西教”。据说同文馆的学生没有一个受洗入教的。然而，从宏观来看，中国的现代化，无论思想或科技，西方的宣教士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丁韪良在书中说道：“我1850年初到中国时，发现新教教会有一两百名皈依者，1895年已经扩展到五万五千至六万名。这个最低的估计，与1890年的三万五千名(通过某种人口普查所得数据)相比，可以看出增长率。教堂或教徒组织的数目距离一千不远。其中的数百个配有本土牧师，而福音布道者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了”。
2、走精英路线的结果是神学上和传统教会出现分歧。在于基督徒与中国文化习俗对跪拜礼仪、先人祭祖等问题的反映上，丁韪良采取了包容接纳的态度。戴德生与丁韪良二人，一度为祭祖问题的立场不同，在1890年上海的宣教会议中曾经针锋相对。丁韪良坚持可以在礼仪中向孔子像敬礼，大部份西教士均以为不可。在《花甲记忆》一书中丁韪良说道：“我们已经看到，主要的阻力来自文士阶层。政府被迫在文官考试中引进科学的因素，可以以此为依赖，将那一阻碍阶层革命化，使其跟上时代进步的步伐。他们狭隘的保守主义一旦消失，尤其当他们认识到基督与孔子之间没有必然冲突，就像圣保罗与柏拉图之间没有冲突一样，他们就会同情基督教会的教育与人道机构，就会非常容易受到基督精神的感召。”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认为他的宣教理念是“孔子+耶稣”的观念。如果有人问及“我是否需要跟随这条道路的时候，要放弃我信奉的孔子”时，他会说“儒教和基督教可能在宽度和广度上有区别，但在真理和谬误上却没有区别”。尽管这样的主张在当时宣教界已经有人提出，但学者傅德元认为丁韪良是真正提出“孔子加基督”（Confucius Plus Christ）的宣教主张的人。
3、涉足政治很多很深。丁韪良仍在宁波传道时，已涉足政治外交等事情。这方面他做了两件重要的事：（一）公开表示同情太平天国革命，曾多次往返他们的“首都”南京。（二）因本身是美国人，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都有份积极参与。太平天国后来败亡，加上两份对中国不平等的条约，他都有份制订，日后西教士为人诟病，指责他参与所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行为，便不足为怪。另一件事，就是他痛恨乃至咒骂义和团运动，以及于“庚子之乱”之后所发表的一些过激言论，比如主张列强划分势力范围，提出“以华制华”的策略，并建议由美国割据海南岛，以增强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等等。丁韪良在他的书《北京被围目击记》里写道：“假如让我在中国境内挑选任何地方以代替战费的赔偿，由中国割让给我们一个‘立足点’，那最好是海南岛，这是一个在香港与菲律宾之间的踏脚石。它只有西西里岛的一半大，但在出产方面可能是同样富饶。那样我们就有一个踏实的基地，使我们在有关中国前途的一切重大问题上有发言权……”。目前在中国大陆许多教科书和著述中，把丁韪良定性为“反动的美国传教士”、“帝国主义分子”，或“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代表人物”，有的甚至把他斥为“帝国主义强盗”或“杀人犯”等等。但这样的定性与攻击往往具有简单化倾向，在许多问题上很难经得起推敲。
4、关于义和团运动可能说了一些过激的话。一有人援引《旧金山号角报》的社论将以下言论安在丁韪良的头上：“每一个被义和团杀害的女传教士得处决500名中国妇女；每一个殉难的男传教士得用1000名中国男子的生命予以偿还，每一个传教士的孩子无辜被杀得有100名中国孩子用哥萨克的刺刀施以刺刑，每一处遭到焚烧和劫掠的传教士的建筑物得在天津和北京抢劫100处中国房屋才能予以抵偿”。目前不好确定是不是丁韪良说的。目前只查到的部分原文，意思是“For every woman missionary sacrificed by the Boxers 500 Chinese Women have gone to torture and death. For every man ordained for martyrdom a thousand men have atoned with their lives. For every missionary child cut down in its innocence a hundred Chinese babies have been tossed and im-paled on Cossack spears. For every missionary compound burned or sacked value a hundredfold has been looted in Tientsin and Peking.”。即便是丁韪良说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为中国付出了这么多，也经历了如此残暴的罪行，他也是有罪的、有限的人，也可能在特别的情形下说出了血气的话。
5、关于丁韪良抢劫的事。丁韪良被指控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出去抢劫，大陆历史学家顾长声，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中提到丁韪良脱去道袍去抢劫，是个强盗。沈弘在其翻译的丁韪良著作的《中国觉醒》的译者序中指出，由于一般的读者很难查阅到丁韪良的原著，所以一般都把顾长声的说法和引文视为权威的根据，其实是离开了原文中的上下文，断章取义，或者以讹传讹。凡认真阅读过《北京被围目击记》一书的人，所得出的结论恐怕就不一样了。
丁韪良确实老老实实地记录了自己的一次“抢劫”：“惠志道牧师和怀丁牧师负责的教徒们急需粮食，我为了他们的利益干了一点小小的抢劫。我听说在内城京师大学堂附近有一家被遗弃的粮店。我们到那里去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小麦、玉米和其他粮食。于是我们把这些粮食搬运到好几辆骡车上，我们运走的粮食不少于二百蒲式耳。我高声叫喊店主，告诉他把账单送到时，我会付给他全部粮款。但是唯一的答复就是我的回声……。”（《北京被围目击记》）。
参考资料：
丁韪良写的《花甲记忆》
《基督教和北京教堂文化》 之“丁韪良与京师同文馆”
林治平写的《科學與救恩：基督教舆華人現代化媒介人物的研究》
顾长声写的《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 [From Robert Morrision to John Leightons Start]》
http://www.oc.org/gb_txt/bh0014/williama.p.martin-wei.htm 【魏外扬老师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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